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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宜-思歌甘肃莫高窟、月牙泉名胜文化景观探讨-惟寻真知启后人

思歌甘肃莫高窟、月牙泉名胜文化景观探讨-惟寻真知启后人

黄光宜 全部文章 2017-11-22 63次查看

甘肃莫高窟、月牙泉名胜文化景观探讨-惟寻真知启后人

甘肃莫高窟、月牙泉名胜文化景观探讨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博物馆,北京 100081)

敦煌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敦煌”古称“沙洲”,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位于北纬40°10′,东经92°48′。敦煌东与安西县相邻,西北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南隔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与青海相连,是一高山和沙漠、戈壁环绕的“小绿洲”。敦煌又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是“飞天艺术”的故乡、“佛教艺术”的殿堂,素有“戈壁绿洲”、“西部明珠”之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旅游胜地,思歌被誉为“世界的敦煌”、“人类的敦煌”。
敦煌历史悠久,春秋时称“瓜州”,以地产美瓜而得名。汉武帝时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版图,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敦煌郡并设“阳关”、“玉门关”。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李暠建“西凉国”,初都敦煌。北魏初(公元439年)置“敦煌镇”,公元526年置“瓜州”,敦煌均为治所。隋初废郡置瓜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置敦煌郡。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沙州”,此时的敦煌已进入历史兴盛时期。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敦煌为西夏占领,统治敦煌达191年之久。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最靠西,因而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东、中段各线交汇的枢纽。
自汉唐以来,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三条路线,都以敦煌为出发点,无论东来或西去的商旅都必经敦煌,时称“华戎所交一大都会”[0]。故史书上载有,西域诸道总辏于敦煌。元灭西夏王国后,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复设沙州。1949年9月28日敦煌全境解放。敦煌市总面积为3.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8万。敦煌市先后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中国自驾车旅游十大目的地”、“2008中国魅力中小城市”、“游客最喜爱的旅游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等。
敦煌这座东方艺术之都,真实地记录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当年这座“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商贾云集,东来西往的驼队,不仅使得敦煌商业鼎盛,而且为其艺术的繁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名胜古迹星罗棋布,自然风光奇特迷人。现存有石窟寺庙遗址、古墓葬群、汉长城、关隘、古城、烽遂、古驿站等文物景点241处[①]。由于彼此之间的取精用宏、相互交融,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敦煌文化”,为人类留下了众多的文化瑰宝,如“沙岭晴鸣”、“月泉晓澈”皆为“敦煌八景”之一。正如《敦煌赋》所说:“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者,盛大辉煌之意。寰宇之内,谁人不知其名,华夏国人,争睹名城姿容。三危览胜,流沙鸣响。居走廊西端,处三省交界。南枕昆仑,北接戈壁,东衢陇右,襟带西域。党河缠绕,烽燧星罗,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通漠北。甘泉灌沃土,金麦银棉稔耀眼;骄阳照绿洲,杏梨瓜果四季香。物阜民丰大明狼骑,地灵人杰。……敦煌古老,敦煌神奇,敦煌博大,敦煌精深。”[②]
莫高窟是一座永不衰竭的艺术之宫。莫高窟距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50多米高的断崖上,面对“三危山”。《山海经》有“舜逐三苗于三危”[③]的记载,足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敦煌石窟”面向东,前临宕泉河,南北长1680米,高50米。历代开凿的洞窟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上下最多处有5层,形如蜂房鸽舍壮观异常。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建于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④]。
据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位叫乐僔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时,忽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一心修行的乐僔被这个奇观感动了,认定此地就是一处圣地,于是他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窟洞。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7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画作。这些绘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我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大都已散失,莫高窟壁画为我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专家们估算,这些壁画如果按照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另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是僧人乐僔在岩壁上开凿第一个洞窟的。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在莫高窟“第423窟”内有一片隋代刻制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由于年代久远风沙久拂,“题记”正文已经模糊不清,但标题“莫高窟记”四字仍十分清晰。这是人们见到最早的“莫高窟”之名,也是“敦煌莫高窟”名字之来由。佛家认为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作为了。从世俗的层面理解,“莫高窟”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比此水平更高的石窟了。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由于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的建造得到了王公贵族们的支持而发展较快。到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加兴盛,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便有洞窟千余个。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灿烂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可谓水乳交融。作为一个艺术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莫高窟汇集成斑斓景观。
唐代“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青帝重生。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极少新建。元朝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停止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被荒废,直到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之后,莫高窟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古代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了外来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佛教艺术品,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中外友好往来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是人类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莫高窟是一座伟大的艺术宫殿,是一部形象的、不朽的百科全书[⑤]。敦煌之所以不老,是因为敦煌艺术之树常青。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从开凿的历史年代看,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有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淳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
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开始具有中原的风貌。其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为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式样。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一般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譬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就是典型的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正室难为,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尽管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痣”,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
五代和宋代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和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其中,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从洞窟的分布上看,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分布着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其他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死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有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共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飞天塑像4000余身、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⑥]。各洞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洞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足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走廊、栈道相连,现多已不存。由于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达11身。因而泥质彩塑是敦煌艺术的主体,主要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的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等,其中,最高的为34.5米,最小的仅2厘米左右,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如第17窟唐代河西都憎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我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莫高窟的壁画上,随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现敦煌市的城雕就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墙壁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马晨菲,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们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达到了“天衣飘扬,满墙风动”的效果。这些艺术珍品不仅反映了我国中古时期宗教和社会生活情况,同时也表现出历代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和非凡成就。
莫高窟偶然发现的藏经洞。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当看管石窟的道士王圆箓为第16窟清除淤沙,拟将已被遗弃的洞窟改建为道观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窟内藏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⑦],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作为发现藏经洞的第一人,道士王圆箓是一个有功之人。但他后来又向外国人出卖了藏经洞,因而他实质上又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据传他出卖国宝所得钱财主要用于莫高窟的维修[⑧]。藏经洞的内壁上绘有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其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5/6,其他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账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以及晋至宋的10个朝代的大量文物图书[⑨]。这些佛经、道经和文书等,后来通称为“敦煌遗书”,不少属于“孤本”和“绝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至今没有完全公开影印出版,故无法确切地知道现存敦煌文献的总件数。但从目前已知的文献看,90%以上为佛教文献,道经只占20%—30%,数量居第2位[⑩]。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这次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使得敦煌艺术名闻中外,它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随后便由此而发展成一门新的研究学科——敦煌学,1943年我国成立了“敦煌研究所”。“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不仅在学术、艺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之美、文化内蕴之丰富以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莫高窟惨遭抢劫的沧桑历史。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引来许多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手里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或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地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譬如,1907年3月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原籍匈牙利),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带着翻译蒋孝琬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敦煌。当他得知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之后,马上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于是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最终只用了200两银子就把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珍品“带走了”,这些文物现大多存于伦敦博物馆。1908年7月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获悉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贿通王圆箓,在洞中拣选了3个星期,最终以600两银子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并摄拍照片100余幅,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立即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他们纷纷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命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将剩余残卷尽数押运到北京。但在清点之前,当地官绅到洞内共拿走经书200余卷,王圆箓趁机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又散失了不少孙寒泊,真正运到京师图书馆的仅有8757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子向王圆箓购得了600卷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后来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因而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那些流失在我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收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更多的已难于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约600件经卷,分别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劫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1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总之,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遭遇抢劫和瓜分之外,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譬如,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灵毒二代,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26块有价值的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1000余件唐宋绘画及26块有价值壁画,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无一件留在中国。这场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大掠夺、大摧残长达20余年,共掠夺走了3.5万件文物,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确实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
神奇无比的鸣沙山与月牙泉。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位于敦煌市城南5公里处,地处北纬 40°05′,东经 94°40′。它东起莫高窟崖顶,西接党河水库,整个山体由细米粒状黄沙积聚而成,狂风骤起时沙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轻风吹拂时又似管弦丝竹,因而得名为鸣沙山。沙泉共处,妙造天成,古往今来素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鸣沙山为流沙积成,沙分红、黄、绿、白、黑五色。鸣沙山具有粗狂、柔美、山泉共处、沙水共生的特点,该沙漠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沙漠”第4名[?]。
东汉时称鸣沙山为“沙角山”,俗称“神沙山”,晋代开始称为“鸣沙山”。其山东西长40余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主峰海拔1715米。驼队穿行于40多公里的沙山之间,四周空旷高远,黄沙漠漠、驼铃声声、风沙点点,一派神奇的西域风光转笔者之家。沙山峰峦危峭,山脊如刀,即使白天山体上到处被游人践踏得坑坑洼洼,可经一夜之后又复原如初,此种景观实属罕见。鸣沙山既能够自己发出轻如丝竹之声,而当人乘沙流从高处往下滑带动沙粒滚动时,又能够发出有鼓角之声的“隆隆”轰鸣,重若雷鸣之声即“沙岭晴鸣”[?]。
“月牙泉”地处鸣沙山环抱之中,其形酷似“一弯新月”而得名。月牙泉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辛氏三秦记》。月牙泉早在汉代就是游览胜地,唐代这里有船舸,董湘昆泉边有庙宇。泉南岸原有一组古朴雅肃、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东向西计有娘娘殿、龙王宫、菩萨殿、药王洞、雷神台等100余间。各主要殿宇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绘壁画数百幅。重要殿堂均悬置匾额、碑刻,如“第一泉”、“别有天地”、“半规泉”、“势接昆仑”、“掌握乾坤”等,书法雅俊堪称上品。当时这里亭台楼阁,临水而设。林木葱郁,泉水与山色相映,古刹神庙,绕以常年香火。历代骚客游玩吟诗咏赋,挥毫者不乏其人。月牙泉又名“药泉”,一度讹传为“渥洼池”。史载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得天马于渥洼池中,后人疑月牙泉即“汉渥洼池”,遂立一石碑曰“汉渥洼池”:“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之影幻游龙”。于是给奇特的“月牙泉”增添了传奇色彩,清代正式称“月牙泉”至今。泉水面积达13.5亩,平均深度为3.2米,最深处在7米以上。泉水清澈如镜范群侦,水质甘冽,绵力古今,沙不进泉、水不浊涸。“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一对孪生姐妹,“山以灵而故鸣,水以神而益秀”。游人无论从山顶鸟瞰,还是泉边畅游都会骋怀神往,确有“鸣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之感。对于月牙泉百年遇烈风而不为沙掩盖的不解之谜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这一带可能是原党河河湾,是敦煌绿洲的一部分,由于沙丘移动、水道变化,遂成为单独的水体。又因为地势低凹,渗流在地下的水不断向泉中补充,使之涓流不息、天旱不涸。这种解释似可看作是月牙泉没有消失的一个原因,但却无法说明因何“飞沙不落月牙泉”。也许因为地势的关系,刮风时沙子不往山下走,而是从山下往山上流动,所以月牙泉永远不会被沙子埋没,故被称为“沙漠奇观”。
据有关文献记载,清朝时这里还能跑大船。20世纪初有人来此垂钓,其游记称:“池水极深,其底为沙,深陷不可测。”月牙泉在有限的史料记载和诗词歌赋中,一直是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水草丰茂,与鸣沙山相映成趣。在当地老百姓中有“铁背鱼”、“七星草”和“五色沙”三件宝的说法。直到1960年以前,泉水仍没有大的变化,最深处水深9米,湖水面积22.5亩。20世纪70年代当地垦荒造田抽水灌溉,及近年来周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导致敦煌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从而使得月牙泉水位急剧下降。月牙泉存水最少的时间是1985年,那时月牙泉平均水深仅为0.7—0.8米冷帝血后。“月牙泉明日是否会消失”?这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巨资拯救鸣沙山和月牙泉。为拯救鸣沙山月牙泉这一神奇的大漠景观,总投资4100万元的月牙泉水位下降应急治理工程于2007年初正式启动,2008年5月完工。应急治理工程在月牙泉周围修建了4个渗水场向地下渗水,同时关闭农业用水机井167眼,压减耕地2.48万亩,遏止了提取地下水的势头。通过提高月牙泉周围的地下水位,月牙泉水位得到稳定并逐步提升[?]。月牙泉东端的低洼处也有泉水渗出,面积约为400平方米,出现了“二泉映月”的奇景[?]。1994年1月10日“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随后又被评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被称为“天下沙漠第一泉”。历代文人学士对这一独特的山泉地貌,沙漠奇观称赞不已。作为风景区景点之一的“敦煌民俗博物馆”,其丰富的实物展是敦煌古老民俗风情的完美再现[?]。

百年敦煌百病缠身。当社会各界在为敦煌发现百年欢庆之时,“多病”的敦煌莫高窟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窟内过半有壁画的洞窟遭遇病害。据敦煌研究院此前的一份《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及崖面崩塌原因探讨》报告披露,近年来莫高窟外部的北区洞窟及所在崖体崩塌严重。有人曾断言,如果再不对莫高窟加以有效保护,50年或者100年内,它就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敦煌石窟内的彩塑佛像是用泥土、麦草和木头作材料制成的,壁画的颜料主要是矿物质,依据自然规律,这些东西都会慢慢地衰亡。敦煌地处戈壁滩之中,尽管干燥的环境使艺术瑰宝得以保存下来,但风沙等恶劣气候也对石窟造成了破坏。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此前说:“从内心来说,我希望敦煌石窟万寿无疆,也曾经想过,运用高科技手段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物质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人一样,它总是要死的。”[?]有关人士拿1908年在莫高窟285窟拍摄的壁画,与2004年拍摄的相同画面作比较。时隔近100年后,该壁画更加残破不堪。据不完全统计,莫高窟现存有壁画或彩塑的492个洞窟中,已有250多个洞窟、4000多平方米壁画,出现起甲、空鼓、变色等病害,而这些病害都与风沙有一定关系。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人们就尝试用各种办法阻挡风沙。譬如,在崖面上方修了道防沙墙,但收效甚微。之后又在崖顶挖了防沙沟,不久也被沙子填平。近年来敦煌在鸣沙山种植草方格,终于把沙子牢牢固定在了原地,接着又营造2公里防护林带,小气候得到调节,该“防护体系”建立后进入窟区的沙子减少80%以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莫高窟面临的危机已彻底化解。近年来游客数量急剧增加,也给保护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游客进入洞窟带来温度、湿度改变,会对壁画产生影响。敦煌研究院利用现代科技及临摹手段争霸太平洋,将代表性的洞窟复制出来是对莫高窟的抢救和保护。粗略计算,石窟日均访客人次一般应在2000人次以下,达到6000人次就难以承受[?]。现实的情况是每年到敦煌旅游的人次都在60万以上,石窟面临着超负荷接待的局面,始终处于长时间不能恢复的“疲劳”状态。“过多的游人带来过多的二氧化碳及水分是造成壁画‘皮肤病’的主因。”敦煌莫高窟保存的壁画,一半以上已经患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病”。酥碱从窟脚向上侵蚀,上面的壁画也就无所依托而脱落[?]。为此,敦煌研究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如中美合作的莫高窟第85窟保护项目,就成为第二届石窟遗址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热点议题。中外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的合作成果堪称文物保护领域内国际合作的典范[?]。
莫高窟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肃举世闻名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莫高窟,千古绝唱的阳关、玉门关、非凡神奇的鸣沙山、月牙泉,具有传奇色彩的渥洼池、三危山、雅丹魔鬼城,尤其是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文化艺术和汉长城、悬泉置的历史遗迹,无不令人心驰神往留连往返。1986年“敦煌”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8年敦煌市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与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尽管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1—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并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并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近年造访莫高窟的人数急剧增加,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目前正在采取对日常参观人数适当加以限制的措施。值得欣喜的是《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工程计划总投资2.61亿元人民币。其中,保护利用设施20630万元,崖体加固及栈道改造工程1957万元,风沙防护工程1381万元,安防工程2132万元[21],这是莫高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保护工程。为了避免对莫高窟窟区环境的影响,游客服务设施选址在敦煌市省道314南侧紫薇学园,距离莫高窟15公里。拟建的“数字陈展厅”,有望将珍贵文物遗存“移出”洞窟外,从根本上解决莫高窟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项目所涉及的实景漫游、主题电影等关键技术已解决。在将建成的数字陈列展厅里,全面展示莫高窟的自然历史背景,游客可以跟随高清数字图像进行实景漫游,身临其境地在球幕影院里参观洞窟实景,详细了解之后游客可以再去洞窟实地参观[22]。据悉,莫高窟洞窟的合理动态承载量是每天2900人次,工程实施后可使每天的参观接待能力达到5000—6000人次;随着参观方式转变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游客在莫高窟景区的参观时间,可从现在的平均2小时延长到平均3小时。同时工程实施可使游客在洞窟现场的滞留时间减少一半,降低直接参观对洞窟内文物的不利影响,从根本上解决敦煌莫高窟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有关专家认为,这一工程具有前瞻性和拓展性,不仅对敦煌文物保护有着直接而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重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将有突出示范作用[23]。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4年6月22日“敦煌遗书特藏库落成典礼仪式”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隆重举行。1910年敦煌遗书运抵京师,归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入藏国家图书馆100年来,馆藏敦煌遗书数量又有较大增加,总数达到了1.6万余件,为世界各国收藏之首。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部的直接支持下,入藏的近1600号敦煌遗书多价值极高,其中相当一批是当年流散在旧官僚、旧收藏家手中的精品。这些是其他收藏单位无法比拟的。譬如,翟奉达手抄本《逆刺占》,20世纪40年代向达先生在西北调查敦煌遗书时曾在私人手中见过,向达先生做过详细的记录,当时无论怎样做工作收藏者都不肯出让,解放后这件珍贵文献终归国家图书馆。还有经过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过的《天请问经》,另有新881号《尚书》等,都是质量极高的“敦煌文书”。馆藏年代最早的则是一件写于公元417年的《律藏初分》。还有一件“残策”,其文体在《全唐文》中并不稀见,而在世界现存的敦煌遗书中却仅此一件。这一批解放后入藏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众多名家的钤印、题记等,使遗书的文物价值更加突出南师大菁林园。2002年当国家财政部有关领导了解到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收藏条件后,遂与国家图书馆商讨解决方案,经过反复论证、仔细规划,决定由国家财政拨专款,制作楠木书盒、书柜,并在善本书库中辟专门场地新建敦煌遗书特藏库,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遗书的保存条件。为纪念这项文物保护工程的竣工,国家图书馆特在敦煌遗书库房内立屏,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撰额“敦煌遗书”四字,屏背一篇《敦煌遗书特藏库落成记》叶剑波,以为纪念。作为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国家图书馆为敦煌遗书的保护、利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4]。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西文学者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25]。国外旅游者对莫高窟的评价是:“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莫高窟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画廊”;“它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莫高窟的英文名称为:Mogao Caves。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IV)(V)(VI)的规定,1987年12月莫高窟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2000年在敦煌、兰州、香港和北京分别召开了“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物展览会及各种庆祝活动,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学术同行和旅游者的关注,前来参观莫高窟的中外游人不断增加,敦煌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摘自宋才发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及鉴赏研究》(下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451页

2007年8月11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甘肃省月牙泉风景名胜文化景观

2007年8月11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甘肃省莫高窟名胜文化景观

2007年8月11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甘肃省月牙泉风景名胜文化景观
*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原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0]徐峙:《安静,这是梦开始的地方——记〈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中国土资源报》2008年1月30日,第9版。
[①]小小编著:《中国南方北方游》(北方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②]姜德治、王登渤:《敦煌赋》,《光明日报》2009年9月21日,第4版。
[③]李振湘:《世界遗产中国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④]道文:《莫高窟道经历经坎坷》,《中国民族报》2004年1月6日,第3版。
[⑤]张旭、高伟:《〈敦煌再发现〉发现了什么?》,《西部发展报》2004年11月4日,第8版。
[⑥]国家邮政局:《莫高窟简介》,中国邮政明信片,2006年发行(28号)。
[⑦]张旭、高伟:《〈敦煌再发现〉发现了什么?》,《西部发展报》2004年11月4日,第8版。
[⑧]陈庆斌:《莫高窟藏经洞的历史荣辱》,《中国民族报》2004年1月6日,第3版。
[⑨]小小编著:《中国南方北方游》(北方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⑩]道文:《莫高窟道经历经坎坷》,《中国民族报》2004年1月6日,第3版。
[?]陈庆斌:《莫高窟藏经洞的历史荣辱》,《中国民族报》2004年1月6日,第3版。
[?]《最美中国资助游》编委会:《最美中国自助游》,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周艺文等:《丝绸之路之旅——陕西、甘肃、新疆》,湖南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曾华锋:《甘肃将投资19亿元拯救敦煌绿洲》,《人民日报》2008年3月11日,第11版。
[枵腹从公?]秦锦丽:《拯救月牙泉》,《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年4月3日,第3版。
[?]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简介》,见《中国国家风景名胜区鸣沙山月牙泉》门票的景观介绍说明。
[?]徐哲倪佳:《莫高窟病得不轻》,《西部开发报》2004年8月12日,第9版。
[?]顾磊:《褪色的莫高窟》,《西部时报》2004年3月31日,第3版。
[?]有关数据资料见《敦煌莫高窟“多病”:百年内面临消失》,《东方早报》2007年7月16日。
[?]陈国祥、谢志娟:《敦煌研究院国际合作卓有成效》,《西部发展报》2004年7月8日,第3版。
[21]郭兰英:《总投资2.61亿 敦煌莫高窟保护工程开始实施》,《兰州日报》2008年2月18日。
[22]甘博:《敦煌莫高窟实施综合保护利用》,《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20日,第1版。
[23]胡兆燕:《2.61亿元打造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中国财经报》2008年3月20日。
[24]曹海英、张莹:《保护敦煌遗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6月25日,第8版。
[25]李振湘:《世界遗产中国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